从秦始皇到忽必烈汗

應該是上都。有時又稱為……仙納度，被忽必烈封為御用長樂穹宮。 —— Netflix 《三体》

楔子

2024 年 3 月，流媒体大厂 Netflix 版的《三体》终于上映了，一时国内外观众褒贬不一。有说是一部政治正确的牺牲品；也有说为了符合欧美观众的口味，需要做适当的改编。

Netflix 版开头便是一场文革批斗大会，这在国内也引起了一阵讨论。其实电视剧反而在这一点上参照了《三体》连载时的顺序，将这一幕放在了整个故事的开头。

大刘的科幻作品中杂糅了未来、科技、人文、历史等等。《三体》中的人列计算机一幕，便是其中的代表。但这一幕在 Netflix 版中经过了改写，原著中，这一人列计算机军队来自秦始皇，而 Netflix 版变成了忽必烈，更重要的是他们所处之地名为“上都”。这一切由何而来？

从大都到上都

2019 年 5 月 25 日下午，第十七届华语文学传媒盛典在北京举行。北大教授罗新徒步追随蒙元帝王的辇路而写下的《从大都到上都：在古道上重新发现中国》，为他赢得第“年度散文家”的殊荣。¹

成吉思汗之孙忽必烈称汗后建立两都制，以燕京（今北京）为大都，以开平为上都。上都位于今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正蓝旗上都镇。

▲ 从大都到上都线路图²

1358 年，红巾军攻陷上都城，宫阙城池毁于兵火。2012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元上都遗址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去上都”这一信念，西方更盛。

……比如，著名旅行作家威廉·达尔瑞坡(William Dalrymple)出版于 1989 年的《在上都——一次追寻》(In Xanadu：A Quest)³，记录二十二岁的他从地中海东岸出发重走马可·波罗之路，直至中国内蒙古的上都，在虚实两个层面借用了 Xanadu 的意象，可说是此书大获成功的因素之一。

▲元上都遗址⁴

Xanadu

西方世界对“上都”的执着，源自于 19 世纪英国浪漫诗人柯尔律治的《忽必烈汗》它的开头是这样的：

Kubla Khan

In Xanadu did Kubla Khan
A stately pleasure-dome decree:
Where Alph, the sacred river, ran
Through caverns measureless to man
Down to a sunless sea.
......

忽必烈汗

忽必烈汗把谕旨颁布：
在上都兴建宫苑楼台；
圣河阿尔弗流经此处，
穿越幽深莫测的洞窟，
注入阴沉的大海。
…… ⁵

这首诗的灵感来自于柯尔律治服用鸦片后的幻觉，他在梦中看到了忽必烈汗的上都。这首诗被认为是英国浪漫主义诗歌的代表作之一。其中的 Xanadu 一词，译指“上都”，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其意象不断扩展，我们将一步一步探讨。

回到本源，这一切源自那位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

1. 第十七届华语文学传媒盛典揭晓，罗新获“年度散文家”。 另按豆瓣词条，该书还获得春风悦读盛典年度非虚构奖、单向街书店文学奖年度作品、《东方历史评论》年度历史图书，但笔者在查询单向街奖项时仅找到提名无法确认。 ↩

2. 图源罗新《从大都到上都：在古道上重新发现中国》 ↩

3. 该书 2021 年已出中文版，《仙那度：追寻马可·波罗的脚步（英）威廉·达尔林普尔，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4. 2021.7.21 元上都遗址（无人机照片），图源新华网《夏日里的元上都遗址》 ↩

5. 中译来自《神秘诗！怪诞诗！柯尔律治的三篇代表作》（英）柯尔律治著；杨德豫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 ↩

马可波罗游记的研究

2024年9月20日，北京文化论坛，高启强老师全程脱稿演讲¹，讲述了中意文化交流，文化开放的重要性，获得盛赞。高老师提及了马可波罗在中意文化交流中起到的重要作用，以及《三体》在意大利受到的欢迎。寻着高老师的演讲，一起来探索马可波罗游记的变迁。

游记的诞生

在序章中提到，Netflix 版《三体》中的人列计算机场景由秦始皇变为忽必烈，大军在上都集结。这上都在西方具有神圣的象征，而这一地位的确立，首先便是来自马可波罗的叙述。

在马可波罗从中国回到威尼斯几个月后，威尼斯派出了一支远征队去攻击热那亚舰队，据说马可·波罗指挥了一艘战舰。1298 年 9 月发生了一场战斗，威尼斯舰队被击败，马可·波罗在试图挽救局势时表现出极大的勇气，但被击伤并被俘。他被送到热那亚。

在热那亚的监狱中，马可·波罗遇到了一位职业浪漫小说作家，来自比萨同为囚犯的鲁斯蒂切洛（Rustichello）；它并不是马可·波罗旅行的故事，而是“被称为世界描述和奇异事物的书”，是科学地理学的先驱。它是对中世纪亚洲大部分地区的严肃而宝贵的描述，逐国逐城，夹杂着一些讲得很好的故事 —— 但这些故事并不是马可·波罗旅行的故事。

“几个月内整个意大利都充满了它”，但这种流行并没有让原始文本被保存下来。

从 13 世纪开始，各种语言各种版本的马可波罗游记不断出现，有法语、法意混合语、威尼斯语、托斯卡纳语、英语、德语、拉丁语等，数不胜数。哪种版本更可靠，更接近原始文本，他们之间各是什么关系，“剪不断理还乱”。直到 500 多年后， 1871 年，英国人汉学家亨利·尤尔（Henry Yule）出版了他的英译本《马可·波罗游记》，开启了对众多版本的系统研究。

亨利·尤尔（Henry Yule）

早年

亨利·尤尔 (Henry Yule)²是威廉·尤尔少校 (Major William Yule) 与第一任妻子伊丽莎白·帕特森 (Elizabeth Paterson) 所生的最小儿子，于 1820 年 5 月 1 日出生于苏格兰的中洛锡安郡 (Midlothian)。

他的父亲曾是一名驻扎孟加拉军队的军官（生于 1764 年，卒于 1839 年），教养好、思想开明，也是优秀的波斯和阿拉伯学者，了解东方。后来在印度，他先后担任拉克纳乌和德里宫廷的助理驻扎官（Assistant Resident），于 1806 年回国。

亨利·尤尔（Henry Yule）的童年主要是在东洛锡安郡的小村庄因弗雷斯克（Inveresk）度过的。他常说，他最早的记忆是和他的小表妹一起坐在她父亲位于爱丁堡乔治街（George Street）的房子门口，听着一位路过的风笛手演奏。很久以后，他称呼小表妹为妻子。

他还回忆起另一件事，带着幽默的满足感。受到父亲关于丛林故事的启发，尤尔（当时大约六岁）在后花园里挖了一个大象陷阱，大获成功。因为他很快就看到他的约翰叔叔（John）头朝下掉进了陷阱，心中既恐惧又欣喜。他在八岁之前失去了母亲，几乎唯一记得的关于她的事情是她给了他一个小灯笼，让他在冬夜照亮放学回家的路。

妻子去世两三年后，尤尔少校搬到爱丁堡，正对着卡尔顿山（Calton Hill），直到去世，就在亨利·尤尔前往印度之前。

亨利·尤尔高中毕业后，原本计划去剑桥大学（他的名字确实已经被录取），并在获得学位后成为一名律师。1833年，刚开始尤尔与导师汉密尔顿（Rev. H. P. Hamilton）和他善良的妻子相处得很愉快。但在导师搬到剑桥后，1835年，他被转到由牧师詹姆斯·查利斯（Rev. James Challis）照顾。1836年春天，查利斯先生被任命为剑桥大学的普卢默教授，由于天文台没有空间，尤尔不得不离开他，并在一段时间内成为伦敦大学学院的学生，那是一个非常沉闷的时期。

从军

到这时，尤尔已经决定不去伦敦学习法律，而是选择去印度加入军队。因此，1837年2月，他加入了东印度公司的军事学院阿迪斯科姆（Addiscombe）。1838年12月，他以他那一届学员的第一名毕业（获得赠剑，退役后只要再穿上制服他就必定配带此剑），并被正式任命为孟加拉工程师，1839年初前往皇家工程师总部英国肯特郡（Kent）的查塔姆（Chatham）。

他的朋友科林森（Collinson）说，“……他拥有比我们大多数人更好的古典知识；……尤尔不是一个科学工程师，尽管他对职业的不同分支有很好的一般知识；他的天赋更多地在于多样的知识，结合了强大的理解力和出色的记忆力，以及一种特殊的绘图能力，这在后来的生活中被证明是非常有价值的……”

在查塔姆完成一年的学习后，尤尔准备启程前往印度，但首先去向他的亲戚怀特将军告别。在他离开之前，他向他的表妹安妮求婚并被拒绝。这件事，他的第一次挫折，似乎给他的印度之行蒙上了一层阴影。

他通过当时新开通的陆路前往印度，访问了葡萄牙，在直布罗陀停留，拜访了他的表兄帕特里克·尤尔少校（后来成为将军）。他奉命在也门的亚丁（当时刚刚被占领）停留，报告水源供应情况，并交付一套气象和磁性仪器，以便在那里开设一个天文台。当时的陆路旅行是这样的：骑着骆驼和阿拉伯人一起穿越沙漠到苏伊士。但这种行程不利于保护精密仪器。到达亚丁后，他发现预定的观察员已经去世，天文台尚未开始建设，所有仪器都已损坏。因此，他别无选择，只能立即继续前往印度的加尔各答，他在1840年底到达那里。那一年尤尔 20 岁。

亨利的两个哥哥也在印度工作。老大乔治·乌德尼·尤尔（George Udny Yule，1813-1886 年）在孟加拉公务员部门工作。另一个哥哥罗伯特（1817-1857 年）后来在印度叛乱期间在德里附近去世。

尤尔的第一项任务是在当时荒凉的卡西亚山区（Khasia Hills），他被派往那里以设计方法将当地的煤炭运输到平原。尽管气候令人沮丧（切拉普杰是世界上降雨量最高的地方），尤尔却非常享受这段时光，并且总是怀着特别的愉快回忆起在这里度过的时间。他未能成功完成任务，因为茂密的森林和巨大的悬崖构成了无法克服的障碍，但他收集了大量关于这个国家和人民的有趣观察，这些人是一个非常原始的蒙古种族。他后来将这些观察写成了两篇非常出色且非常有趣的文章（这是他发表的第一批文章）。

在印度服役期间，尤尔通过信件重新向怀特(Annie White)小姐求爱，并最终成功。他于1843年5月从孟买启航，同年9月在巴斯与那位才华横溢、心胸宽广的女士结婚，她直到最后都是他生活中最强大和最幸福的影响力。婚后尤尔和他的妻子于1843年11月启航前往印度。接下来的两年主要从事灌溉工作，没有特别值得一提的事情。这些年是非常幸福的，除了一个情况，那就是气候严重影响了他妻子的健康，她因疾病和当时的猛烈医疗治疗而几乎命悬一线，医生严令她返回英国，并禁止她再回印度。

送她上船后，尤尔返回运河的工作岗位。1845年12月，工作有了一些变化，因为第一次锡克战争³的爆发，几乎所有的运河官员都被调到前线。尤尔在这次战役中的任务是为英国军队的前进在萨特莱杰河上架设桥梁，这已经是一项足够艰巨的任务。他的哥哥罗伯特·尤尔当时在第16骑兵团服役，参加了1846年1月28日阿利瓦尔战役中该团的壮丽冲锋。从他哥哥和其他参战人员那里得到的细节，亨利·尤尔准备了一幅生动的战斗场景素描，后来由麦克林（Haymarket）以彩色石印的形式出版。

第二次锡克战争中⁴，尤尔率领军队投入战场。1849 年 1 月 13 日，他出席了奇利安瓦拉 (Chillianwallah) 惨淡的“胜利”，其中他最生动的记忆似乎是被称为“阿拉伯的劳伦斯”的亨利·劳伦斯 (Henry Lawrence) 的突然出现，让人记忆犹新。他来自伦敦，但仍然穿着传奇的阿富汗斗篷。

在印度期间，尤尔仍断断续续的往来与英国和印度之间。1850 年，尤尔开始了他对马可波罗的第一次认真研究。然而，他小时候就已经被这个奇妙的故事迷住了，在他父亲的图书室里——可能是马斯登（William Marsden）⁵的版本。

1852 年秋天，威灵顿公爵⁶去世，尤尔在英国见证了他的葬礼。12月初，他的休假即将到期，再次启程前往印度，留下妻子和唯一的孩子。当他回到印度，“副官蒙罗上尉简直不敢相信我出席了威灵顿公爵的葬礼，几天前他在报纸上读到了葬礼”。报纸？！而我，一名见证者，一名客人，来到这片山间荒野——这时距离我离开英国已有 2 个半月了。”

尤尔是色盲，年轻时固执地坚持自己对颜色的看法，他选择了一些布料做裤子，尽管他的裁缝胆怯地抗议说：“这不太符合您平时的品味，先生。”结果是，作为政府副秘书长（Under-Secretary to Government）的尤尔穿着鲜艳的酒红色裤子，震惊了加尔各答的官方人士。好友贝克也对尤尔提出异议。“酒红色！胡说，我的裤子是银灰色的，”尤尔强力反驳道。“我想我最终说服了他，”贝克在很久之后向尤尔的女儿讲述这个故事时自豪地说。“那他放弃了吗？”“哦，没有，”

退役

尤尔在加尔各答与他的上司坎宁勋爵（Lord Canning）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以致于当坎宁退休时，他邀请尤尔陪他回到家乡，他的影响力将为尤尔找到合适的工作。尤尔对印度的厌倦在这个时候达到了极点。此外，在为坎宁勋爵以及再前任的达尔豪西勋爵（Lord Dalhousie）这样的领导人服务，并赢得他们的全部信任和友谊之后，重新开始与新人合作，对他来说几乎是不可忍受的。

坎宁勋爵和尤尔于1862年3月底离开加尔各答；尤尔时年 42 岁；在马耳他，他们分别。坎宁勋爵前往英国，尤尔在罗马与妻子和孩子团聚。几周后，在佛罗伦萨，传来了坎宁勋爵在伦敦意外去世的消息，时间是1862年6月17日。那天传来的致命消息，以及尤尔的深切悲痛，不是因为失去了他的前途，而是因为失去了一位最高尚和宽宏大量的朋友。不久之后，尤尔去了英国，在那里他受到了坎宁勋爵代表的热情接待，他们给了他一份感人的纪念品，坎宁勋爵写字台上习惯放置的银质旅行烛台。但他撰写坎宁勋爵传记的提议没有结果，因为亲属们，拒绝出版任何回忆录。

在1864年春天，尤尔租下了一座宽敞且迷人的老别墅，位于意大利托斯卡纳的卢卡温泉（Bagni di Lucca）的最高处。这座别墅俯瞰着周围的栗树覆盖的山丘和蜿蜒的河流，景色非常美丽。

在这里，他写了很多最终形成《契丹与通往契丹的道路》（Cathay and the Way Thither）的内容。这个夏天，尤尔还开始在威尼斯档案馆进行调查，并访问了弗留利省，寻找他的老旅行家之一，贝阿托·奥多里科（Beato Odorico）的历史材料。1866年春天，《契丹与通往契丹的道路》出版了，并立即获得了好评。

在1867年，尤尔开始系统地工作，准备出版他长期计划的马可·波罗游记的新版本。显然，这个计划在这一年首次成形，但它已经在他的脑海中酝酿了很久。他习惯于早起；夏天，他有时会去海里游泳，或者在早餐前散步；更常见的是，他会一直写作到早餐时间，他喜欢独自用餐。早餐后，他会翻阅他的笔记本，通常在十点钟之前快速步行到图书馆，那里是他工作的地方。他会在那里工作到下午两三点钟，然后回家，阅读《泰晤士报》，回复信件，接待或拜访朋友，然后继续他的书的工作，通常在家里其他人都睡着后很久才结束。在这种情况下，他的家人很少见到他，但当他完成了《马可·波罗》的一章，或者发现了一些有趣的新发现时，他会拿给他的妻子阅读。她对他的工作一直非常感兴趣，他也非常信任她的文学直觉，认为她是一个既有见地又有同情心的批评家。

尤尔在马可·波罗研究方面的第一个成果是对颇节（Pauthier）版本的马可·波罗的评论，发表在1868年的《季刊评论》(Quarterly Review)上。1870年，他的伟大作品《马可·波罗》完成了，1871年出版，并迅速获得了意大利地理学会颁发的非常美丽的金质奖章的认可，随后在1872年获得了皇家地理学会的创始人奖章。同时，巴黎的地理学会和亚洲学会、意大利和柏林的地理学会、博洛尼亚学院以及其他学术机构都授予他荣誉会员的称号。

尤尔是出于对工作的纯粹热爱和没有期望公众认可而完成的，因此当他发现对他的《马可·波罗》的需求如此之大，以至于几年后就出版了第二版，这对他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惊喜和满足。准备这个扩大版本，以及其他各种杂项工作，使他在接下来的三年里忙得不可开交。

在1875年春天，就在《马可·波罗》第二版出版后不久，尤尔不得不哀悼妻子的去世。他当时不在西西里，在她去世几小时后回到病榻前。她多年来患有严重的心脏病，但她的临走时是完全的平静。她被安葬在西西里岛蒙特佩莱格里诺（Monte Pellegrino）的美丽公墓中。只有尤尔最亲近的朋友才能真正理解她的去世对他的意义。

在这场灾难之后不久，尤尔搬到了伦敦。当年秋天，他的老朋友威廉·贝克爵士（Sir William Baker）从印度委员会退休后，索尔兹伯里勋爵（Lord Salisbury）立即选择他接替空缺的席位。正是因这一席位，在 1978 年，尤尔在参见索尔兹伯里勋爵组织的茶会上，见到了晚清著名外交官郭嵩焘。⁷郭在日记中介绍了尤尔注释马可波罗游记一事。

《倫敦與巴黎日記》 / 卷十八 / 光緒四年三月：

晚赴沙乃斯茶會，所見類比爾、倭爾色裏（並新派充統領）、勞色爾（愛爾蘭部尚書）、非爾拉（印度總理醫務）、優諾（著有注釋馬爾克波羅書。馬耳克波羅隨元世祖入中國，為西洋人入中國之始。所記風土人情，西洋多不之信，優諾為加注釋云），其餘熟人及相見寒暄而不知名姓者甚多。

在1877年，尤尔娶了他的第二任妻子，她是他的一位老朋友的女儿，比他小二十岁，是一个非常和蔼可亲的女人，直到她在1881年的不幸去世，她一直让他非常幸福。从他加入印度委员会开始，他在印度事务部的职责自然占据了他大部分的时间，但他也继续进行大量的文学工作。这一年，尤尔开始担任哈克卢特学会（Hakluyt Society）⁸的主席，并在1885年当选为皇家亚洲学会（Royal Asiatic Society）的主席。

在尤尔成为陆军卫生委员会成员后，与弗洛伦斯·南丁格尔（Florence Nightingale）⁹建立了联系，这是他非常珍视和享受的特权，尽管他常说：“她比皇家委员会更难应付，并且以最优雅和迷人的方式，迅速发现我知识上的不足之处！”

尾声

1889年，尤尔的生命已经接近尾声。春天，他觉得有必要辞去印度委员会的职务，尽管他被任命为终身成员。在这个场合，时任印度事务大臣的克罗斯勋爵（Lord Cross）成功地劝说他接受K.C.S.I.（印度星章骑士），这是他几年前拒绝的荣誉。这一年，哈克卢特学会出版了尤尔最后一部重要作品《威廉·海奇爵士的日记》(Diary of Sir William Hedges) 的最后一卷。

12月27日，星期五，尤尔收到了一封来自巴黎的电报，宣布他当天被提名为法兰西学院（Académie des Inscriptions）的通讯会员。

12月30日，星期一，天气晴朗，亨利·尤尔醒来时感觉非常清爽，心情特别愉快，甚至欢快。他说他感觉很舒适。他提到他计划写的书，并让他的女儿给他的出版商写信，告知不可避免的延误：“去给约翰·默里(John Murray)写信”，这是他对她说的最后一句话。上午，他见了一些朋友和亲戚，中午临近，他的体力逐渐衰退，昏迷了一阵，他在女儿和一位从爱丁堡赶来看他的老朋友的陪伴下平静地离世。尤尔去世后大约两个小时，纳皮尔勋爵(F.-M. Lord Napier of Magdala)前来拜访，出于友谊，他被允许见老朋友最后一面。当纳皮尔勋爵出来时，他对尤尔的女儿说：“他看起来像是刚刚开始一项伟大的工作。”

手稿的研究

Yule 将马可波罗的文本分为四种主要类型：

• (1) 地理文本或最古老的法语文本。
  • 巴黎国家图书馆的珍贵手稿 fr. 1116（原名7367）。它于1824年由法国地理学会出版，自那时起被称为《地理文本》。地理文本中拥有的是旅行者原始记录的几乎完全准确的抄本，这些记录是在热那亚的监狱中记录下来的。
• (2) 重新编辑的法语文本；颇节（Pauthier）采用此文本。
  • 一个经过修剪和精炼的版本，可能是根据马可·波罗的指示，但准确性存疑。法国汉学家颇节曾对这类手稿进行研究整理，并出版了他编辑的法语版本。
• (3) 皮皮诺（Pipino）的拉丁文本。
  • 这个粗糙的拉丁文版本是从一个意大利副本翻译过来的。皮皮诺的版本似乎是在波罗生命的晚年完成的。
• (4) 拉穆西奥（Ramusio）的意大利文本。
  • 在拉穆西奥版本中嵌入了旅行者在其生命晚期记录下来的补充回忆，但这些回忆被多次翻译、编纂和编辑处理。拉穆西奥还从用了那些仅在他的版本中找到的段落。

Yule 在 1871 年出版的《马可·波罗游记》中，是对法语版本的英文翻译，但是他未使用 fr. 1116，而是使用了颇节（Pauthier）的所整理过的宫廷法语版本。尽管 Yule 承认 fr. 1116 是最好的文本，但他认为其语言的笨拙和冗长使其无法使用。

在第一版中，Yule 详细列出了手稿 75 种，但在第二版中，他只给出了一个摘要陈述。他在第一版之后只能增加了3个手稿¹⁰。Yule 生前未能来得及出版第三版，后来由他女儿委托亨利·科迪耶（Henri Cordier）编辑出版，共收入了 Yule 列出的手稿 83 种，外加科迪耶发现的 2 种手稿。所以三版的手稿数分别是 75、78、85。

亨利·科迪耶 Henri Cordier

▲ Henry Cordier by Caillebotte Gustave¹¹

亨利·科迪耶（Henri Cordier）于1849年8月8日出生在美国新奥尔良，其家族起源于法国萨瓦地区，他还有两个弟弟。亨利早年辗转于多所学院接受教育，包括夏普塔尔学院（College Chaptal）、马森学院（Institution Massin）等。

1859 年，他的父亲欧内斯特·科迪耶（Ernest Cordier）被委派在上海创办贴现银行（Comptoir d'Escompte）的代理处，不久他的妻子和小儿子也随他前往。两个大儿子住在他们的亲戚卡耶博特家；亨利·科迪耶的肖像是卡耶博特所作，现在有人希望将其捐赠给我们的国家收藏。欧内斯特·科迪耶和家人于1864年从中国回来。1865年，亨利·科迪耶与父亲一起首次前往英国；然后他在那里生活了两年，从1867年到1869年，以便深入学习语言。他本想进入国家档案学校（Ecole des Chartes），但他的父亲看到他在商业上有更大的前途，决定送他去上海，那里有许多朋友。

科迪耶于1869年2月18日从马赛启程；经过两次转船，他于4月7日抵达上海，进入了大型美国公司拉塞尔公司（Russell and Co），很快被委以重任，直到1876年3月31日离开中国回到法国。在中国期间，他结识了一些优秀学者，为日后学术研究奠定基础。

在中国期间，1871年，22岁的他成为英国皇家亚洲学会北中国分会（North 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的名誉图书馆员，1872年开启学术生涯，致力于图书馆方法目录工作。他对图书馆学兴趣浓厚，编制了《中国图书馆》（Bibliotheca Sinica）、《日本图书馆》（Bibliotheca Japonica）、《印度支那图书馆》（Bibliotheca Indosinica）等重要目录学著作，尽管存在瑕疵，但极具价值。

1877年，28岁的科迪耶计划再次前往远东，却在途中收到担任中国教育代表团秘书的邀请，于是返回巴黎，此后再未回到中国。

1877年3月19日，科迪耶在《评论》发表首篇文章，评论路易·德·巴克尔的《中世纪的远东》，开启历史地理学研究。1882年，他与查尔斯·谢弗合作编辑《从十三世纪到十六世纪末的地理历史的旅行和文献集》系列丛书，其发表的《十四世纪的亚洲旅行》（Les Voyages en Asie au XIV V siecle du bienheureux freie Odoric de Pordenone）注释丰富，不过将注释附于奥德里克旧法语译本存在不足。

科迪耶与亨利·尤尔上校的交往意义深远。尤尔上校1866年出版《契丹与通往契丹的道路》（Cathay and the Way thither），1871年和1875年出版《马可·波罗游记》（The Book of Ser Marco Polo）。1877年科迪耶回国后结识尤尔上校，当时尤尔已在学术上颇有建树。1889年12月30日尤尔去世后，科迪耶受委托修订《马可·波罗游记》，1903年新版本出版，1920年又增补《注释和附录》（Notes and Addenda）。但他也意识到现有文本存在翻译、名字变体标注等问题，认为后续需新手稿对照。后来他还应哈克卢特学会邀请，重新出版尤尔的《契丹与通往契丹的道路》（1913 - 1916年），分四卷且索引更好，虽部分内容后渐过时，但仍是重要资料。

科迪耶一直致力于古代欧洲旅行者在亚洲的研究，去世前刚完成对多米尼克修士乔丹·卡塔拉《奇迹描述》（Mirabilia descripta）的翻译和注释。

在其他学术贡献方面，他在远东历史、地理和法律研究广泛，出版诸多作品，如《十八世纪的法国在中国》（La France en Chine au XvIIe siecle）、《十八世纪的中国在法国》（La Chine en France au XVIiie siecle）等。他还出版《中国及其与外国关系的通史》（Histoire ge'ne'rale de la Chine et de ses relations avec les pays etrangers depuis les temps les plus anciens jusqu'à la chute de la dynastie mandchoue），虽有不足但仍具价值且计划英译。

科迪耶他荣获众多荣誉，包括1921年成为法国荣誉军团骑士、1908年当选法兰西学院院士等，还担任多个协会职务。他在学院时热情待人，为年轻人提供帮助，对法国远东学者影响深远。

1925年3月16日，亨利·科迪耶（Henri Cordier）整个上午都在工作。当他放下笔时，他刚刚写完了《东方学报》（T'oung Pao）最新一期上刊登的亚历山大·霍西爵士（sir Alexander Hosie）的讣告。作为地理学会的主席，他被邀请参加埃及大臣法赫里帕夏（Fakhry Pacha）为即将前往开罗地理大会的法国代表团举办的午宴。科迪耶正要走上巴黎马杰斯蒂克酒店（Hotel Majestic）的台阶时，突然倒在了德拉龙西埃尔先生（M. de la Ronciere）的怀里，后者刚好几分钟前与他偶遇。他被送回家，渐渐昏睡过去，当晚去世。

黄金时代，待续……

科迪耶的学生中，有一位叫做伯希和（Paul Pelliot）的年轻学者，日后成为法国东方学的一位杰出代表。前一节的科迪耶简介便是编译自伯希和撰写的纪念文章¹²。《马可·波罗游记》的手稿，将迎来黄金时代。

1. 张颂文北京文化论坛最新演讲，全程脱稿，声音好听：中国影视全球化传播中的演员责任 ↩

2. 该节主要内容来自亨利女儿，在第三版马可波罗游记中的回忆文章， MEMOIR OF SIR HENRY YULE from The Travels of Marco Polo — Volume 1 by Marco Polo and da Pisa Rusticiano ↩

3. 1845年至1846年，英国东印度公司与锡克帝国之间的一场局部战争。以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胜利而告终，也使得锡克帝国的部分领土被并入英印领地。 ↩

4. 1848年至1849年，东印度公司与锡克帝国之间又一次战争。东印度公司获胜，锡克帝国被征服，旁遮普地区最终成为东印度公司的西北边境省。 ↩

5. 威廉·马斯登（William Marsden, 1754 - 1836）爱尔兰东方学家、钱币学家和语言学家。将意大利语版本的《马可波罗游记》翻译成英文，并在1818年出版。 ↩

6. 威灵顿公爵（Duke of Wellington, 1769－1852），英国军事家、政治家，在1815年的滑铁卢战役中与布吕歇尔带领英普联军击败拿破仑指挥的法军，奠定了拿破仑战争中反法同盟的最终胜利。 ↩

7. 至少有三位学者提到郭嵩焘获得了马可波罗游记，但笔者并未发现出处。 《清末汉文文献中有关马可•波罗来华的最早记述》邹振环，记述‘光绪四年三月初一（1878年4月3日），郭嵩焘出席英国新任外相的茶会上，结识了“马尔克波罗书”的注释者优诺，并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马尔克波罗随元世祖入中国，为西洋人入中国之始。所记风土人情，西洋多不之信，优诺（今译玉尔）为加注释云。”以后，这位被郭嵩焘誉为“考求东方学问者”，还把自己注释的《马克波罗游历中国记》，送给了郭嵩焘。’此文还提到，“1990年李长林在《世界史研究动态》第10期上发表了《国人研究与介绍〈马可·波罗游记〉始于何时？》一文……”，此处虽提及他事，或送书一事来源于此，但笔者未能找到该文。 《马可波罗及《游记》在中国早期的传播》——邬国义在华东师范大学的讲演，提到“中国人最早获得《游记》原著的是近代第一个驻欧使臣郭嵩焘。他出使欧洲所撰《伦敦巴黎日记》中就曾七次提到马可波罗及其《游记》，还记下了有关外国人的反映。但是受限于时代历史的因素，郭氏在《日记》中虽有关于马可波罗及《游记》的记录，实际上却没有产生任何影响，并未在社会上激起涟漪。”也并未提及获取原著的出处。音频节目 《Ep.75 马可·波罗：妄人、商人还是官员？》中马晓林教授也提及此事，但笔者仍未获取到出处。 ↩

8. 哈克卢特学会（Hakluyt Society）是一个专注于出版和研究早期探险和旅行文献的学术组织。学会成立于1846年，以纪念英国地理学家和历史学家理查德·哈克卢特（Richard Hakluyt，约1552年－1616年）。后续我们会继续提到 Hankluyt，他与“上都”有着那么一条细细的连线。 ↩

9. 弗洛伦斯·南丁格尔（Florence Nightingale，1820－1910），英国护士，近代护理学和护士教育创始人。在克里米亚战争期间（1853-1856年）因其在战地医院的工作而闻名，她改善了伤员的护理条件，显著降低了死亡率；南丁格尔经常在黑夜中提灯巡视病房，又被誉为“提灯女士”。 ↩

10. "In the first edition of this work a detailed list of these MSS. was given, with particulars regarding most of them. It is not thought needful to reprint this, and only an abstract statement will be given. I have since the first edition been able to add only three to the list." from Yule, The Book of Ser Marco Polo, 2nd edition. ↩

11. https://www.musee-orsay.fr/en/artworks/henri-cordier-107 ↩

12. Henri Cordier (1849-1925)
    Author(s): Paul Pelliot
    Source: T'oung Pao, Second Series, Vol. 24, No. 1 (1925 - 1926), pp. 1-15
    Published by: BRILL
    Stable URL: http://www.jstor.org/stable/4526773 ↩

夏都

"夏都"从哪儿来

台词

《三体》第一季第三集，Jack 和 Jin 来到虚拟三体世界中，元世祖忽必烈建立的上都, 惊叹道："I think we're in Shangdu. Sometimes known as -- Xanadu. Where Kublai Khan decreed his stately pleasure-dome." Netflix 细心地做了三种中文译文，如下表：

“Xanadu”一词来自十八世纪英国诗人 Coleridge 的《忽必烈汗》，原意即为“上都”，但是在中文世界中却有着各种译法，其中“夏都”一词最引起我的好奇。便随意在维基百科上搜索“上都”词条，搭搭味道。

1267年，忽必烈定都燕京（1271年改称大都），改上都为陪都，亦为夏都，作为避暑行宫，于夏天在这里处理政务。

原来维基也用“夏都”一词。无聊之下细查，发现了“夏都”一词也引发了一场战争。

元上都

• -> 词条创建（2005年1月15日）

  • 上都，即今ｘｘ市，中国历史中元朝皇帝忽必烈的避暑行宫。

• -> 添加“陪都”（2005年3月10日）

  • 改为陪都，作避暑行宫

• -> 删“陪都”添“夏都”（2020年2月24日）

  • 改上都為夏都，作避暑行宮

• -> “夏都”不变，复加“陪都”（2022年1月19日）

  • 改上都為陪都，亦作夏都，作避暑行宮

“夏都”一词在 wiki 上，居然是词条创建 15 年之后才被添加上去的。于是让我好奇，这个“夏都”一词最早源自哪里？编辑者好心地添加了注释来源。来自“杨富有. 从扈从诗分析元上都地位成因及其影响. 内蒙古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2, (4).”但这来源是一百手资料了。

二十四史

为了找出“夏都”一词的来源，从正史开始，直接搜索电子版二十四史。只发现了《元史本紀世祖忽必烈》记“戊子，陞開平府為上都”，但搜索“夏都”出现两个词条均与上都无关。宋史、辽史、明史所记“夏都”也均与上都无关。所以……“夏都”的称谓从哪里来？

接着如何定位其他一手或接近一手资料呢？胡乱一通搜索后，发现了一本叶新民和齐木德道尔吉编著的《元上都研究资料选编》，该书

从辽、金、元、明、清以来形成的有关元上都的文献资料中精选了部分资料,编入“上都的自然环境“、“上都的兴建和布局“……“清朝初期的上都及察哈尔地区“等十二章,以求条理清楚,便于阅读和使用。

一通搜索还是没有发现“夏都”。似乎暗示了，“夏都”一词用以指代上都并非自古以来。

“夏都”的出现

《元上都研究文集》

叶新民和齐木德道尔吉编著另有《元上都研究文集》，搜集了二十世纪以来有关元上都的研究文献。对此书的一番搜索，终于发现了“夏都”一词。可见，到了二十世纪，“夏都”一词已在特定场景下指代上都。文集中，有三篇论文使用了“夏都”

• 《关于元上都》

  • 本世纪30年代，日本学者石田干之助开始利用文献资料研究上都历史。1938年发表了《关于元上都》（《考古杂志》第28卷第2、 8、12期）。后来，作者对原稿进行补充、修改，重新发表在《日本大学创立70周年纪念论文集》第1卷，人文科学编（1960年）。

• 《元朝诸帝季节性的游猎生活》
  • 劳延煊，原载《大陆杂志》（台湾）第二十六卷第三期，1963 年
• 《元上都的历史地位》
  • 肖瑞玲，原载《内蒙古师大学报》1998 年第 5 期

正对应着三个重要的汉字使用地区中国大陆、台湾和日本。大陆的文章时间较晚，先按下不表。

有到这两篇文章后，笔者试图寻找更早的记有“夏都”的文章，但是搜索结果却是空空如也。决定从这两篇文章开始，逐步追溯“夏都”一词的来源。

《关于元上都》

首先是日本学者石田干之助《关于元上都》一文，笔者试图寻找日语原文，仍未果。那么先看一下“夏都”在中文译本中的记录：

从至今残留的遗迹中仍然能够看到元上都往日的身影，不论是从元代浩如烟海的诗文，还是从顺帝的《哀两都赋》都能想象得到大元可汗夏都昔日繁荣一时的风采。

此文开头介绍了文章的由来。

昭和七年（1932）秋,我曾经在东洋文库第十九次讲座上,以《蒙古史领域诸发现》为题目做过四次讲演。其中第二次讲演是在十一月二十四日,题目为《元上都遗址探查研究》,讲演中首先陈述了东西方学者对元上都遗址考察研究的沿革,其次介绍了美国地理学者 Lawrence Impey 先生在 1925 年发表的实地踏查报告。他在报告中引用元代文献中有关上都的记载,追忆了上都当年的大体轮廓。讲演概要后经旗田魏、故岩佐精一郎二位整理被刊登在《史学杂志》第四十四编第一号(昭和八年一月,99一101页),对二位为拙稿编写摘要的辛勤之举,在此表示由衷的谢意。

当时手头还有几份讲演概要,本愚做些充实再投稿,只因惰性一直拖到昭和十二年（1937）末。当时,以原田淑人博士为团长的东亚考古学会元上都遗址探查队刚好满载而归,我有幸见到了他们,于是冒出了也词能够为日后详细的报告提供一些参考的想法,就赶出一篇文章投给了《考古学杂志》第二十八卷第二·八·十二号(昭和十三年（1938）八月十二日),这便是旧稿《关于元上都》的由来。后来探查队发表了题目为《上都》的正式报告,也曾作为《东方考古学仰刊》的乙种第一册刊行过(昭和十六年（1941）十一月)。实地考察的成果也很详实,但是从文献中复原的有关旧时客其、城门、官衙、寺庙等的说明有些笼统,所以我在战争中偷闲,对旧稿进行了全面的补订,以期弥补考察报告的不足之处。能够补充的也只能是本稿了。定稿是在《上都》成书之前,所以除个别例子之外,尽量保留了稿子的原貌。笔者曾在《上都》一书附录中撰写过《关于元上都文籍解题》一文,以作参考,当然若能博得读者一阅,将是笔者莉大的欣慰。

石田不但撰写了《关于元上都》（《元の上都に就いて》）一文，介绍了美国地理学者 Lawrence Impey 在 1925 年发表的上都调查哦报告；还为日本东亚考古学会 1941 年出版的《上都》一书撰写了附录《关于元上都文籍解题》（《元の上都に關する主要文籍解題》），介绍了有关上都的文献资料。

石田干之助

继续讨论夏都前，我们先看一下石田干之助的重要履历：

1916年，石田大学毕业，随即入东京大学文科大学史学研究室当助手，次年，受东京大学派遣，到中国作学术调查。同时，受岩崎久弥财团的委托，负责接受岩崎久弥财团购买的英国《泰晤士报》驻京记者、中华民国总统政治顾问莫里循（George Ernest Morrison 1862－1920）的藏书。同年九月，莫里循文库到达东京，石田即出任文库主任，负责莫里循文库的整理和扩充工作。直到1924年，他一边是东大史学研究室的助手，一边兼任莫里循文库的主任，在学者生涯起步的八、九年间，埋头在以中国为中心的东洋学资料文献的整理中。1924年，岩崎财团决定以莫里循文库为基础成立“财团法人东洋文库”，石田继续负责文库的书籍经营，职位是主事。到1934年石田辞去东洋文库主事为止，前后为文库及所属东洋学研究所的扩充、发展，工作了17年） 。

可以说，莫里循文库因石田干之助的经营拓展获得新生，而对于石田而言，在工作刚起步的十七年间，整日浸润于如此庞大、得天独厚的东洋学资料宝库中，也使他的知识视野愈加广阔，学术功底愈加深厚，这是他一生学问的坚实基础。

在介绍欧美东洋学研究方面，石田先后出版了《欧美支那学界现状一斑》（东亚研究讲座，东亚研究会，1925年），《欧人的支那研究》（1932年，1946年增订版）及《欧美的支那研究》（1942年），无论在日本还是在中国，这是最早全面介绍中国研究的欧洲学术情报资料，因此，各单行本也较早就被翻译引介到中国。晚至1997年，日本科学书院将后两种书影印合刊，题为《欧美、俄国、日本的中国研究》。¹

对石田而言，其治学之道联通了东西方的学术研究。

^ 前排中莫理循、前排右石田干之助

劳延煊

我们再来看一下，另一位在 1963 年就使用了“夏都”一词的劳延煊《元朝诸帝季节性的游猎生活》

世祖以后，元帝有一个固定的夏都，即上都开平府。

关于劳延煊的资料极少，一通网络搜索从各个角落的只言片语中，笔者拼凑出劳延煊的一些信息：

• 著名史学家劳干之子，主要研究元代南方文人的思想与生活。与Poppe、Turrell Wylie和Herbert Franke等学者合作，培养了一批优秀的蒙古学学者。²
• 1958年：劳延煊与余英时、张春树一同在哈佛选修了杨联陞的课程。³
• 1962年：劳延煊获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其学位论文是关于王恽《中堂事记》的译注。
• 1963年：发表了《元朝诸帝的季节性狩猎生活》和《金元诸帝游猎生活行帐》，刊登在台湾《大陆杂志》上。
• 1969年：发表了《<饮膳政要>中的非汉语名词诠释》，刊登在《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上。⁴
• 1976年秋：到哈佛执教。⁵
• (约)1997 - xxxx：任教于俄亥俄州立大学。⁶

可见劳延煊的学术成就必定受惠于西方汉学。前文中提到的美国地理学者 Lawrence Impey 在 1925 年发表的 Shangtu, the Summer Capital of Kublai Khan 一文劳延煊大约是读过的。

原文中有这样一段：

In this connection it may not be out of place to quote the picturesque description given by theworthy Friar Odoric of Pordenone of Kublai's journeying from winter to summer capital.

Now this lord passeth the summer at a certain place which is called Sandu, situated towards the north, and the coolest habitation in the world.

译文：

在此，引用波尔德诺内的奥德里克神父对忽必烈从冬都前往夏都旅程的生动描述，或许并不离题：

现在，这位君主在一个特定的地方度过夏天，即上都，该地位于北方，是世上最凉爽的居所。

对比劳延煊《元朝诸帝季节性的游猎生活》的描述：

世祖以后，元帝有一个固定的夏都，即上都开平府……

似乎答案指向了 Lawrence Impey 的这篇文章。“夏都”是对英文“Summer Capital”的翻译！

《上都》调查报告

回到日本东亚考古学会的《上都》调查报告，笔者查询到日本 国立国会図書館デジタルコレクション 有《上都 : 蒙古ドロンノールに於ける元代都址の調査》一书的电子版 https://dl.ndl.go.jp/pid/1918142 但需要有日本证件登记才可以阅读，所以只能望洋兴叹。

但笔者设法找到了《上都》的书影

^ 《上都》书影——来自琳琅閣blog

此书出版时，自带英文名，Shang-tu : the summer capital of the Yüan Dynasty。《上都 : 蒙古ドロンノールに於ける元代都址の調査》日文名中译是：《上都 : 位于蒙古多伦诺尔的元代都城遗址调查》，但英文名中译却成了《上都：元夏都》

尾声

《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英文版出版时，其中引用了日本东亚考古学会《上都》调查报告，记为

[177] Harada，Yoshito.Shang-tu：The summer capital of the Yuan dynasty.Tokyo：Tōa kokugakukai，1941.

多年后中译本出版时，该引用译为：

原田淑人：《元代夏都上都》。

参考书目

• 蒙元史研究导论
  • 蒙元史研究导论/陈得芝著.——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5
• 中日古代城市研究
  • 中日古代城市研究/(日)中村圭尔、辛德勇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3
• 元上都研究资料选编
  • 元上都研究资料选编/叶新民、齐木德道尔吉编著，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3.8
• 元代大都上都研究
  • 元代大都上都研究/陈高华，史卫民著. 北京:中蛇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 東亜考古学会上都调查报告
  • 原田淑人・駒井和愛編『元上都』東方考古学叢刊乙二、東亜考古学会、一九四一年
    • 上都 : 蒙古ドロンノールに於ける元代都址の調査
• Shangtu, the Summer Capital of Kublai Khan
  • Shangtu, the Summer Capital of Kublai Khan, Lawrence Impey, Geographical Review Vol. 15 No. 4 (Oct., 1925) pp. 584-604

1. 《石田干之助的东洋史研究》，钱婉约，関西大学東西学術研究所紀要 第51輯　2018年（平成30年）4月 ↩

2. 《當代美國蒙古學研究發展趨勢》蔡偉傑《蒙藏季刊》第二十一卷 第三期 ↩

3. “1958年2月哈佛开学，余英时和劳延煊（历史学家劳幹之子）、张春树选修了杨联陞的课” —— 杨联陞日记探微 | 周言 | 《南方周末》2016年6月22日 ↩

4. “劳延煊是1962年的哈佛大学博士，其学位论文为王恽《中堂事记》的译注。其后又发表《元朝诸帝的季节性狩猎生活》、《金元诸帝游猎生活行帐》（载台湾《大陆杂志》26∶3，27∶9，1963）、《<饮膳政要>中的非汉语名词诠释》（《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39，1969）等文。现任教于俄亥俄州立大学，主要研究元代南方文人的思想与生活。” —— 陈得芝《蒙元史研究导论》第七章 国外蒙元史研究 ↩

5. “特别是1976年秋季，延煊来哈佛执教，恰好碰到了一个“多事之秋”，无论在公领域或我们生活周边的私领域中都发生了一些重大的变故。” —— 余英时《师友记往：余英时怀旧集》 ↩

6. 劳任教于俄亥俄州立大学的时间非常不确定，但是根据《蒙元史导论》中的记录：“本书系以白寿彝先生主编《中国通史》第八卷早期（序说）（汉文史料部分原由丁国范教授撰写）为基础修订增补而成。该书初版于1997年，2004年再版时《序说》部分没有进行修订。最近十多年，蒙元史的汉文史料又出了若干新点校、增补本或新发现的资料，蒙、藏文及其他多种文字史料也出有新的印本和译本，中外学者的研究更有显著进展，新成果层出不穷。白先生总主编的这部大型通史多达12卷22册，两版都是整部销售，对厚重更新代售的读者不便。第八卷的《序说》对中外多种文字史料和国内外（特别是国外）的蒙元史研究有比较详细的评介，据反映颇适合于学生（特别是研究生）作为入门书使用，所以抽出来作了较大幅度增删，改称《蒙元史研究导论》，单独刊行。因篇幅限制，诸家研究论著有不少只能“点到为止”，敬谈见谅。”那么首次出版的 1997 年劳大概率在俄亥俄州立大学任教，而2004年再版时，虽然未曾修订，但并不代表其依然还在俄亥俄州立大学任教，更有可能是作者没有再次查证。 ↩

“夏都”在大陆

接上文……

“夏都”一词来源于 Lawrence Impey 1925 年 发表的 Shangtu, the Summer Capital of Kublai Khan 一文的日译和汉译。分别是石田干之助最早演讲于 1932 年，最后修改于 1960 年的《关于元上都》和劳延煊 1963 年发表于台湾《大陆杂志》的《元朝诸帝季节性的游猎生活》。而之前所能查到的最早中国大陆使用“夏都”一词，是肖瑞玲 1998 年发表于《内蒙古师大学报》的《元上都的历史地位》，与上两篇一同收录于《元上都研究文集》一书。

此时间离上两篇文章相隔了 35+ 年，大胆推测不会是大陆最早使用这一词的文章。

大都上都

发现最早集中研究元上都的书籍是陈高华著《元上都》一书，初版笔者未能找到，但是 2010 年出版了《元代大都上都研究》一书。书中提到

陈高华著《元大都》1982年由北京出版社出版……陈高华、史卫民合著《元上都》1988年由吉林教育出版社出版。此书第一、二、三、五章及附录《元上都大事年表》由史卫民执笔，第四、六、七、八章由陈高华执笔。

……

此次重印,我们将《元大都》与《元上都》合在一起,分为上、下篇。这样便于读者了解元朝两都制度的全貌。……上、下篇附录所收两篇论文,陈高华所撰论述元代大都的饮食生活,可补《元大都》之不足。……

其中有三章使用了“夏都”一词

上京指上都开平,元朝皇帝的夏都,在今内蒙古正蓝於境内。¹

上都是元代的夏都，每年皇帝有将近一半的时间在这里居住。²

正因为这样，一旦元朝朝溃,作为夏都的上都城也就无法维持下去了。³

似乎问题在大方向上已经解决，但在查询两位的学术历程之后，有些疑问。

陈高华

陈高华 男，1938年3月3日生，浙江温岭人。1955年至1960年就读于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后，入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中国社会科学院前身）历史研究所工作。1985年评为研究员。历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1982-1988）、所长（1988-1991）、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曾任中国史学会理事、中国元史研究会会长、中国海外交通史研究会会长等职。

主要研究方向为元史，兼治海外交通史、绘画史等。主要成果有《元史研究论稿》《陈高华文集》《元大都》《元代文化史》《中国海外交通史》《元代画家史料》《元典章》点校本等个人专著、合著、古籍整理等，发表论文近两百篇。其中，主持整理的《元典章》获第三届中国出版政府奖，《元代文化史》获第三届中华优秀出版物（图书）奖等。

史卫民

史卫民，曾任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研究员，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兼职教授。主要从事政治学理论、政府理论、公共政策、元史等领域研究，近年出版和再版的主要著作有《政策民主》（1—4部）、《大一统》《元代社会生活史》，以及合著的《中国政治发展范式的选择》《元代政治制度史》《元代经济史》《元大都元上都研究》《中国大通史·元代卷》等。

逻辑上的问题是，从两位的学术简历来看，没有与国外蒙元史的深入接触，而且所引书目中，并没有使用“夏都”一词的文章，难道“夏都”一词是自发产生？似乎概率较低。要么之前的“夏都”来源于 Summer Capital 推理有漏洞，要么大陆的最早使用在更早的文章中。

继续，在知网上搜索，似乎陈、史在《元上都》出版之前，几乎没有单篇上都研究的文章。似乎大多文章是为了《元上都》而写的。

叶新民

依据《中日古代城市研究》中收入刘晓《元代都城史研究概述 —— 以上都、大都、中都为中心》

叶新华也是这方面用力较勤的学者，从80年代起，他先后发表有十余篇专题论文，内容涉及上都研究的各个方面，后结集为《元上都研究》一书出版。

再者，叶新民、齐木德道尔吉编著《元上都研究文集》的前言《元上都研究综述》由叶新民撰写，整理了上都研究的发展历史，引用了 Shangtu, the Summer Capital of Kublai Khan 和石田干之助等多篇提到“夏都”的文章。可见，虽从简历中无法看出留洋或欧美教育背景，但相关文章必然十分了解。另，从齐木德道尔吉的简历，似乎也有助于此种推理。

齐木德道尔吉

1984/7-1989/7，德国波恩大学中亚语言文化研究所蒙古语讲师，在职攻读博士学位，获德国波恩大学哲学博士学位；

1989/7-1990/3，德国波恩大学博士后；⁴

到此，虽未看到叶新民《元上都研究》一书，但是在逻辑推理上，大陆“夏都”一词，出自叶新民是自洽的。所以赶紧从孔夫子上淘来了《元上都研究》一书。

《元上都研究》

《元上都研究》收入《从元人咏上都诗看滦阳风情》一九八二年十一月初稿，一九八三年十一月修改（原载《内蒙古大学学报》1984 年第 1 期）

元上都是元朝的夏都，是驰名中外的历史名城。⁵

参考书目

• 《蒙元史研究导论》
  • 蒙元史研究导论/陈得芝著.——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5
• 《中日古代城市研究》
  • 中日古代城市研究/(日)中村圭尔、辛德勇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3
• 《元上都研究资料选编》
  • 元上都研究资料选编/叶新民、齐木德道尔吉编著，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3.8
• 《元上都研究文集》
  • 元上都研究文集/叶新民、齐木德道尔吉编著，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3.8
• 《元代大都上都研究》
  • 元代大都上都研究/陈高华，史卫民著.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 《元上都研究》
  • 元上都研究/叶新民著. 内蒙大学出版社，1998.7
• 《上都》调查报告
  • 原田淑人・駒井和愛編『元上都』東方考古学叢刊乙二、東亜考古学会、一九四一年
    • 上都 : 蒙古ドロンノールに於ける元代都址の調査

1. 《元代大都上都研究》上篇·元大都·附录二《元代大都的饮食生活》陈高华 ↩

2. 《元代大都上都研究》下篇·元上都·第三章《上都的行政管理》陈高华 ↩

3. 《元代大都上都研究》下篇·元上都·第八章《上都的没落》史卫民 ↩

4. 齐木德道尔吉 - 内蒙古大学 ↩

5. 《从元人咏上都诗看滦阳风情》一九八二年十一月初稿，一九八三年十一月修改（原载《内蒙古大学学报》1984 年第 1 期） ↩

关于

• 作者
  • Johnny Ultrahand
• 作品
  • 三体与忽必烈的上都
  • 追赶乔布斯的岩田聪｜个人计算机早期发展史